又称《会真记》，是元稹写出的传奇故事，金人董解元将人物重构为《西厢记诸宫调》，王实甫又以此为据，创作出《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与我们所知《西厢记》中动人的反封建礼教爱情故事不同，《莺莺传》更偏现实向。

贫寒书生张生对没落贵女莺莺一见倾心，请婢女红娘传情诗求爱，被莺莺端服严容拒绝。张生再三追求，挑动了对方情思，两心相许，后来赴京科考，情诗、情信、定情玉环一样不落，张生还将莺莺的来信给许多人传阅，事后却变心绝情，将对方比为红颜祸水，各自成婚后以亲属身份厚颜求见，被莺莺拒绝。

如果说《西厢记》留给后世的是“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自由意志，那《莺莺传》为人铭记的，该是张生赶考二人分别时莺莺所说的“始乱之，终弃之。”

原文中的莺莺被社会桎梏，纵被抛弃，也说“愚不敢恨”，现代看得清，张生和人离得很远。爱慕对方好颜色时什么礼教都顾不上，不爱就觉得莺莺是危害他人的妖孽尤物，为蛟为螭不可名状克苏鲁。

渣男始乱终弃已经很令人痛恨，还要把责任都归咎到女方身上，历史上的亡国之祸也推给红颜祸水，张生简直非人哉，禽兽不如啊。

后世看完《莺莺传》，痛骂几句张生，又寻思，虽然元稹在文中是以旁观者的形象在记录，看似无关，但文人写东西自我代入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再联想他往日风评，这篇传奇又是不是元稹回顾生平自叙，只是托名他人呢？】

宋人赵令畤颔首：“正是如此。所谓传奇，不过是将自身故事假他人名姓写出罢了，书中张生与元稹同岁，行踪也对应，再合他姨母郑氏墓志有异，无处可寻，或许莺莺故事正来源于此。”

苏轼曾推测张生原型为元稹友人张籍，今日天幕论及此事，督军之余也给出自己的猜想：“不妥，应与元微之无关。”

他盘算片刻，对赵令畤道：“你推算有误，张生与元微之非同岁，相去一二载。彼时元稹身在汾州，张生游于蒲地，我虽有元轻白俗之说，轻佻却也通明丽，浅俗稚儿能懂，并不认为元稹是始乱终弃之人。”

毁誉能重塑一个人在历史中的形象，初听天幕对元微之流言的详细解说，又听后世否定，扶苏不禁瞠目，对那句“元稹的命很苦”隐有认可。

再回想三国时期曹丕曹植要么屡屡毒杀兄弟，要么暗中觊觎兄嫂的事迹，后人对自己过分软弱崇尚儒家的误解都显得没什么了。还是靠其他人衬托啊，扶苏心道。

不过，受胡亥迫害与父关系不佳的悲情长公子和风言满身的文臣再如何，应当都没有“迷人老祖”四字来得震撼人心……长公子默默，始皇帝察觉到扶苏的目光，唤他近前，笑着拍了拍他。

【张生是元稹自寓的说法由来已久，大部分学者认为元稹与张生年龄相近，结婚时间相同，文中隐有认可和开脱，是借“我有一个朋友”来说心里话，为自己曾始乱终弃的行为辩解。

后来人考证说不对，元稹张生相近的那些大多来自《微之年谱》，关于元稹年岁、个人经历的记载存在错误，根上就不成立。其实纵然年岁相同，也很难证实身份，同龄人交往是常事。

学者又辩，唐代小说的自觉并不那么彻底，文人只是有想象创作的意识，写故事依然是“实录”形式，来源于真实。但人传奇里也写了，张生是认识的人，取材于现实，没超出“实录”范围呀。

而唐代小说创作是否真的完全来自现世也很值得商榷，大家应该没忘记我们在讲唐传奇女性文学形象时提到的书生妻子化为猩猩回归山野——说它源自生活很难让人相信。

唐朝市民活动丰富，魏晋后俗讲、变文、志怪也多。元稹曾写《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里面有一句“光阴听话移”，注解说白居易有次和他出去玩，于新昌宅听俗讲，“自寅至巳未毕词也”。俩人光坐那儿听故事就听了八个小时，不知该敬佩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