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的活儿，一个月两千二，三班倒，有时候值夜班，整宿不能睡，第二天回来眼睛红得像兔子。沈临渊说“爸你别干了，我多加点班”，沈伯昀摆摆手，说“你加那点班够干什么的，我在家闲着也是闲着”。沈临渊不说话了，他知道自己那点工资确实不够干什么的，加班费一个小时才十几块钱，加到吐血也加不出个名堂来。

孩子一岁多的时候，沈临渊有天晚上加班回来，陈敏已经把孩子哄睡了，坐在客厅的灯底下算账。本子上密密麻麻地记着这个月的开销：奶粉两罐三百六，尿不湿两包一百四，辅食一百二，衣服裤子八十，疫苗二百，水电煤气三百一，房租一千八……她算了一遍，又算了一遍，抬起头看着沈临渊，没说话，但那个表情比说话还让人难受。

“怎么了？”沈临渊问。

陈敏把本子递给他。他接过来看了一眼，收入栏写着两个人的工资加沈太太给的一千块，总共八千出头。支出栏算下来九千多，差了将近一千。陈敏把笔放在本子上，靠在椅背上，揉了揉太阳穴，“这个月你妈给了一千，还是不够。下个月孩子要换二段奶粉，比一段贵几十块钱。我看网上说可以加辅食了，我学着做，能省一点是一点。”

沈临渊站在那儿，手里捏着那个本子，捏了很久。

陈敏看他站着不动，站起来，把本子从他手里抽走，合上，放进抽屉里。“行了，别想了。洗洗睡吧，明天还上班呢。”

沈临渊去洗了澡，水不热，温吞吞的，浇在身上，不冷不热，像他这些年的日子，没有什么大起大落，没有什么大喜大悲，就是温吞吞的，不烫手也不冰手，喝着没味道，倒掉又可惜。他关了水，擦干，穿上睡衣，走进卧室。陈敏已经躺下了，侧着身，背对着他，呼吸很轻。他躺下来，关了灯，黑暗中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天花板有一道裂缝，从灯座一直延伸到墙角，弯弯曲曲的，他看着那道裂缝，慢慢睡着了。

孩子两岁的时候会跑了，满屋子乱窜，像一只小老鼠，从这屋跑到那屋，从那屋跑到这屋，跑得气喘吁吁也不肯停。沈太太每次来都追着她跑，追不上，扶着腰喘气，嘴上骂“这小兔崽子”，脸上笑得跟朵花似的。沈伯昀跟在后面，弯着腰，张着手臂，像一只老母鸡护着小鸡，嘴里喊着“慢点慢点别摔了”。孩子一头扎进他怀里，撞得他往后退了两步，站稳了，哈哈大笑，笑声很大，在逼仄的出租屋里回荡着。

沈临渊有时候会想起爷爷。比如看见沈伯昀弯着腰追孩子的时候，比如吃到一块桂花糕的时候。他已经很久没吃过桂花糕了，有一次路过一家老字号的点心铺，门口摆着试吃的桂花糕，他拿了一块放进嘴里，嚼了嚼，是甜的，但跟他记忆里的味道不一样。记忆里的桂花糕是爷爷让人从苏州请师傅来做的，刚出锅的时候热气腾腾，咬一口软糯香甜，桂花香能飘满整个院子。那家点心铺的桂花糕也不差，但就是不一样。他站在店门口，把那块试吃的桂花糕咽下去，没有买，转身走了。

林木木那边，她回到清虚观之后，再也没有下过山。她把道观里里外外重新修缮了一遍，该补的补，该换的换，该刷的刷。银杏树的落叶她每天扫，扫成一堆，堆在树下，让它自己烂，烂成肥料。她每天早起打坐，白天看书画符，傍晚在院子里散步，晚上看星星。她的日子过得比沈临渊有规律得多，也比沈临渊安静得多。

她的修为早已到了这个世界的天花板，再往上就没有路了。

就等着这具身体慢慢衰老了。

她的身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衰弱的，她说不上来。

她先是觉得打坐的时间变短了，以前一坐就是一天，现在坐两个时辰膝盖就疼。后来是觉得眼睛花了，看小字要凑得很近，凑近了又觉得头晕。再后来是觉得手脚没以前利索了，端个茶杯手会抖，走个路腿会软。她知道时候快到了。

最后那几天，她把道观里里外外又收拾了一遍。正殿、偏殿、院子、银杏树，每一个角落都收拾得干干净净。她把师父生前住的那间偏殿也收拾了，把床上的被褥叠好，把桌上的笔洗干净挂回笔架，把墙上的字擦了一遍。

她把隐匿阵撤了。她不想让这座道观在她之后彻底消失，她希望有人能发现它，住进来，把香火续上。哪怕不是修道之人，哪怕是流浪汉、是驴友、是迷路的旅人，只要能在这里歇一歇脚、避一避风雨，这座道观就不算白建。

最后那天晚上，她洗了个澡，换了一身干净的道袍，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用木簪别好。她走到正殿，在三清祖师像前的蒲团上盘腿坐下，点了一炷香，插进香炉里。

她闭上眼睛。她的呼吸越来越慢，越来越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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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木木走后的第三天，一个老人出现在山道上。

他叫周远志，当年沈万钧派出去找清虚观的人里，就有他一个。那时候他还年轻，十来岁，腿脚利索，爬山不喘气，跟着向导在山里转了一整天，把那座山从山脚到山顶、从南坡到北坡翻了个遍，最后站在那片该有道观却什么都没有的山坡上，听着向导说“我小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