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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裁缝做衣服，是顺着人的骨头长的。欧洲的裁缝做衣服，是把料子裹在人的骨头外面。”

“各有所长。我们不用比谁高谁低。”

“但谁也别把中国裁缝说的‘平面裁剪’四个字当底牌打――”

“因为你摸过虞记的面料之后，那四个字，就站不住了。”

我松开话筒。往后退了半步。

台下安静了大概三秒。

然后皮埃尔先站起来。

他从第一排站起来。转过身，面朝后面的观众席。抬起了双手，开始鼓掌。

他是法国人。是巴黎裁缝。是三天前还在船上说“中国裁缝平面裁剪”的那个人。

他鼓掌的时候，掌声是连着拍子的。又快，又实。

然后玛格丽特站起来了。

她旁边的丈夫也站起来了。

然后评审团那边――红绒桌牌后面――有两个人放下了笔。开始拍手。

然后整座主厅像被点燃了一样。

掌声从四面八方涌上来。铺满了拱形玻璃顶下面的所有空间。

哑姐从侧台走了出来。

她站在讲坛侧下方。抬头看着我。

她没有鼓掌。两只手拢在袖子里。但她的嘴唇在动。

我看懂了那两个字的口型。她在大声地、无声地重复。

“出息。”

掌声持续了大概四分钟――后来春兰回去之后数过。她说：“四分钟零十一秒。”

四分钟里，我站在讲坛上没有动。

阳光已经移到了我的右肩。把外套袖子上的暗纹，照出一层薄薄的暖光。

台下有记者在拼命按快门。

皮埃尔回到座位上之后，侧着身子跟旁边评审团的成员说着什么。一边说，一边朝讲坛这边比划。

协调员从侧台走上来，轻声说“沈小姐可以了”。我才转身，走下讲坛。

下了台阶，阿桃第一个冲过来。把什么东西塞进我手里。

是一杯热水。杯子捂得滚烫。

春兰跟在她后面。眼睛亮得不像话。但没哭。

哑姐站在两步远的地方。等我走近了，才从袖子里抽出一只手来。轻轻握了一下我的手腕。然后松开。

那天晚上回到酒店，哑姐坐在床头那盏小灯下面缝东西。

我没看清她在缝什么。

她坐在床沿上，低着头。银针在灯下一针起，一针落。指尖的线是红色的。

我问她缝什么。她没抬头。只是摆了摆手，示意我别问。

春兰在对面床上，整理今天的登记名册。阿桃趴在枕头上，翻那本法文会话手册。翻得昏昏欲睡。

我把白天穿的讲坛外套挂上衣架。坐在窗边，喝那杯凉了的热水。

窗户开了一道缝。巴黎夜里的冷气钻进来。带着街角咖啡馆煮咖啡的味道。还有远处几声模糊的车喇叭。

哑姐的针在灯影里一进一出。线经过布面的声音，像秋天叶子从高处飘下来，碰到地面那么轻。

过了大约二十分钟，她停了针。

把线咬断。把布面抖开。在灯光下面展开来，看了一眼。

然后她站起来，走到我面前。把那块布递过来。

是一面小旗。

手缝的。比手掌大不了多少。

红布底，白线绣了一个字――虞。

字不大。但针脚细密工整。每一针都扎进了布料的经纬里头。

边角锁了两道线。背面缝了一小截麻绳。可以直接挂起来。

哑姐把旗子递到我手里之后，退了一步。指了指旗子。又指了指东面――北平的方向。

她比划的意思是：带回去，挂在虞记门口。

我把那面旗子接过来。翻过来看背面。

背面绣了两个小字。用同色红线。

不是“虞记”。

是“出息”。

跟她在布头上写过的那两个字一样。笔画歪了一点。但凑近了看，能认出来。

哑姐比完了，就回自己床上躺下了。背对着我。像是已经完成了任务。

我把旗子叠好，放在床头柜上。铜镜旁边。

深夜里，塞纳河的风从窗缝渗进来。把那面旗的红布边角，吹得微微颤了一下。

我躺在床上，合上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