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功宴是在大队部的会议室里就地办的。

没什么像样的酒菜――赵简之从外面跑腿买回来十几瓶黄酒、两只白斩鸡、一大盆花生米，再加上几个队员家里带来的咸鸭蛋和萝卜干。桌子是打仗前摊地图用的，上面还残留着红蓝铅笔的痕迹。

但所有人都喝得很尽兴。

赵简之喝了三碗之后开始大着舌头吹牛：“你们不知道，六哥那天――三百五十米――风速四级――砰！一枪！正中胸口！他奶奶的，全上海找不出？

他的目光闪了一下。

李焕章没有参加庆功宴。

“老宋，李焕章人呢？”他用旁人听不见的声音问了一句。

宋孝安想了想：“保卫战那几天他一直没露面。说是在站部处理例行公务。战后也没来报到过。”

“嗯。”

郑耀先没有再说什么。但他把这个细节记住了。

庆功宴散了之后已经是深夜了。赵简之喝多了被两个弟兄架回去了。宋孝安帮着收拾了桌子。高洪桥还守在通讯室里――战后他一直在监听日方频率，看有没有后续的信号。

郑耀先独自坐在空了的会议室里。桌上是残羹冷炙和几个倒扣的酒碗。

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叠好的薄纸。

不是“影”的纸条。是另一张。

这张纸上写的是他在“火星”事件之后提前做好的保险布局――一份指向党务调查科韩副站长的伪证材料。足以让任何人查到黄浦江边接应“火星”的那条船头上，发现调查科的标记。

他不是未卜先知。他只是比所有人都多想一步。

但这份材料他本来不打算用。因为那场戏太大了――涉及伪造证据和嫁祸，操作起来风险极高。用得不好，连他自己都会被裹进去。

可如果有人翻出了“火星”事件的旧账――他就不得不用了。

“希望没有人翻。”他喃喃地说了一句。

三天后的傍晚，他的希望落了空。

戴笠的电话直接打到了大队部。

接电话的是宋孝安。宋孝安放下电话的时候脸色不太对――他用一种极少见的、犹豫的眼神看着郑耀先。

“六哥，处座请您去公馆。现在就去。他说――来的时候不用带人。”

“不用带人”四个字的分量，比“立刻来”还重十倍。在特务处的潜规则里，“不用带人”意味着――不是商量公事。是审你。

郑耀先放下手里正在看的审讯记录。

“什么事？”

宋孝安犹豫了一下，声音压得更低：“处座在电话里提到了一个名字――李焕章。说李焕章刚从他那里出来。”

郑耀先的表情没有变化。但他的右手手指微微收紧了。

他拿起桌上的公文包，从抽屉的暗格里取出了那张提前准备好的薄纸，和另外几份文件一起塞进了包里。

“我走了。你们不用等我。”

“六哥――”宋孝安叫住了他，“要不要我――”

“不用。”

他走出大队部的大门。外面的天已经全黑了。三月底的上海夜里还带着寒意，风从黄浦江方向吹过来，裹着水腥和煤烟的味道。

一辆黑色轿车已经停在门口了――是戴笠的车。司机打开后车门，面无表情。

郑耀先上了车。

车子沿着法租界的林荫道开了二十分钟，停在了一栋三层洋楼前面。这是戴笠在上海的临时公馆――不挂牌，没有门卫，只有两扇永远关着的铁门和围墙上的碎玻璃。

副官在门口接了他，一句话没说，直接带他上了三楼的书房。

戴笠坐在书桌后面。

台灯的光只照亮了桌面的一半。戴笠的脸有一半在光里，一半在阴影中。他穿着便装――一件灰色的对襟长衫，像个乡绅。但那双眼睛没有任何乡绅的和气。

桌上摆着一份文件。封面上盖着红色的“极密”印章。

“坐。”

郑耀先坐下了。

戴笠没有开口。他从桌上拿起一支铅笔，在手指间慢慢转了两圈，转得很稳。然后他把铅笔放下来，拿起了那份文件。

“这是李焕章今天下午送来的。他绕过了你，直接来见我。”

戴笠把文件翻开。里面夹着几页手写的报告、一张渔夫的画押口供，还有一张模糊的照片――照片上是一段黄浦江岸边的泥滩，泥滩上有两行脚印。

“内容我给你念念――李焕章的报告说：三月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