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说道。我预约了那个化妆师来给考根校对他那张脸，并请附近一个造假证件的高手给我们印制了一系列必要的文件。剩下的时间里，我仔细阅读了阿列西奥公司的财务报表。这家公司主要向美国空军和国内几家大航空公司出售飞机，生意很是红火。

乘坐大陆航空公司的飞机从旧金山飞往兰博特国际机场的行程历时四个小时，一切顺利。我发现我们乘坐的飞机正是阿列西奥公司生产的。飞机上，我读着一些剪报的复印件来消磨时光，都是关于巴迪五年前如何与他父亲争执后愤然离家的。他们家的一个老朋友——叫兰的开车把他送到了机场，从那天起，就再没人看见过他。我们在兰博特机场租了辆雪佛莱，驱车东驶，在圣路易斯城西的杰斯公园大厦安顿下来。当天下午三点半，我们来到克莱顿郊区一幢整洁的红砖楼房，乘电梯来到三楼，找到了那间写着“法律咨询斯潘塞·本耐尔先生”的办公室。

在这儿，我吃了大大的一惊。坐在那张堆满文件的桌子后面的绝对不会是斯潘塞·本耐尔本人。不过这也不一定是件坏事。

“嘿，”那年轻女人兴高采烈地招呼道，“我叫吉尔·欧文。我为斯潘塞先生工作。他的一个客户有急事，他必须到法院去，所以他让我在这里等你们。”飘逸的深色长发，生动活泼的脸，那身价格不菲的套裙也未能掩盖骄人的身材。这是一个完全可以上《花花公子》封面的女人。我过了好一会儿才想起去看挂在墙上的证书，以证实眼前这个小鸟一样欢快的可爱女人确实是个律师。我递给她印着“人类尊严研究所”以及我头衔“丹尼森·邓特副所长”的名片。“你对这个案子的细节很熟悉吗？”我用那种刺耳、不耐烦的声音问道。

欧文女士眉飞色舞地一拍手，“了不起的案子！”她叽叽喳喳叫道，“我特别喜欢保护尊严方面的案子，而且我花了很多时间替斯潘塞先生研究你们的情况。”她拿过摊在桌上的十几个文件夹中的一个，从里面抽出一叠打印好的纸，“这是我做的备忘录。我会复印一份给你们带走，不过你们要不要听我简要介绍一下情况？”我从她声音中的热切能感觉到她确实对这个案子很感兴趣，于是我决定听下去，这样她也许能成为我们的盟友。

“首先，我们不能依靠宪法。《人权法案》根本没有规定在遗嘱中设置条件、限制某个人的婚姻自由为非法。弗吉尼亚和宾夕法尼亚的一些法院曾推翻过遗嘱中几种关于宗教的限制，但真正对你们有利的理论根据来自英国对一些案子的处理。他们认为在遗嘱中设立这类限制，必须用词模糊，以使法院无法确定这些限制的确切含义。”

“绝妙的论点，”我欣赏地喃喃道，考根也连连点头表示同意。

“只有一个问题，”欧文女士继续说道，“至今还没有任何美国法院接受这一观点。我希望我们的案子能成为。是关于那些写遗嘱的固执老头儿的。你们想知道什么，上面都有。”

考根在一旁心不在焉地咬着自己的胡子尖。我迅速扫了一遍这篇文章，突然意识到这骗局中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如果没有坚实的法律基础来支持我的起诉，我是无法把阿列西奥公司和那个财产委托人逼到谈判桌前来的。但事已至此，我们是不能回头了。接着我想起了我们研究所在东南亚地区所遭受的多次失败。我愈发没有信心了。

“你认为我们应该怎么办？”考根问我们的律师，那语气似乎我们做什么都无所谓似的。

“这个嘛，”她兴冲冲地说道，“我和斯潘塞将提交一份诉状，要求取消那条限制。但在起诉前，我们将和财产委托人联系，看看能不能庭外和解。如果他们不愿意，那我们就起诉，为人类尊严出击！”她的情绪极具感染力。如果我们的研究所不是个空壳子的话，我当时当地就要聘请她为我们的律师了。我和考根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她一再保证我们的法律命运掌握在可靠的人手中。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等待了。但等的时间并不长。第二天下午，我和考根吃完午饭回来，发现信箱中有一个便条，要我们给斯潘塞·本耐尔先生回电话。我冲到大厅最近的一个公用电话，拨了上面的号码。“我是本耐尔。是的，邓特先生，我也很遗憾上次没能见到你。不过我们有了一些进展。不错，先生，星期一上午十点在委托人兰先生的办公室见面。百老汇北路船夫银行大厦。爱德加·兰商会。”

那是一家从事国际贸易咨询的公司，占了十九层的整整一半。在装饰豪华典雅的休息室里，我从公司简介上了解到，这家公司主要负责处理美国公司和外国公司之间的交易，而阿列西奥公司是其最大客户之一。爱德加·兰的办公室坐落在大楼东侧，能够清楚地欣赏到远处宏伟的圣路易斯拱形桥。爱德加·兰坐在他那碉堡似的胡桃木办公桌后，似乎很是得意地展示着胖大的啤酒肚和浓密的连鬓胡。这胡子使他看上去颇似狄更斯笔下的坏蛋。我坐在一张绿色皮沙发一端，吉尔兴致盎然地坐在中间，那一头是斯潘塞·本耐尔。这快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