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还以为我挺高兴吗!”
维尔迪兰夫人坐在一把打了蜡的瑞典式松木高椅子上,这是瑞典一位提琴家送给她的,虽然看起来象张板凳,跟周围古色古香的精美家具毫不相称,可是她还是把它保留下来;她的忠实信徒们不时给她送的礼品,她摆在外面,好让馈赠者认出时心里高兴。她也曾劝他们只送花和糖果,这些东西是不能长久保存的;可是说也没用,结果她家里慢慢地就堆满了脚炉、椅垫、挂钟、屏风、气压计、瓷花瓶,重复冗杂,杂乱无章。
她坐在她那高高在上的位子上兴致勃勃地参加她的信徒们的谈话,为他们开的玩笑而心花怒放,不过自从那次笑得下颌骨都脱了臼以后,就再也不敢当真放声大笑,而代之以一个手势,表示她笑得连眼泪都流出来了,这就既不费力又无危险。要是哪位常客对某个“讨厌家伙”,或者对某个原是常客后来被打成“讨厌家伙”的人说上一句俏皮话,维尔迪兰夫人就会发出一声尖叫,把她那双已经开始蒙上一层白内障的小鸟似的眼睛紧闭,突然用双手将脸捂上,严密得什么也看不见,仿佛面前出现了什么猥亵的场面或者是要闪避一个致命的打击似的;她装出正在竭力憋着不笑出来,简直象是如果笑将起来,就会笑得昏死过去似的。维尔迪兰先生一直自以为跟他妻子一样和蔼可亲,可当真开怀大笑,马上就笑得喘不过气来,跟他妻子那位经久不息的假笑这种高招相比,真是望尘莫及,自愧不如,这是他最难过的一件事。维尔迪兰夫人则为她的信徒们的兴高采烈而飘飘然,为友好情谊,恶意中伤和斩钉截铁的断所陶醉,她象一只吃了在热洒中泡过的食料的鸟,栖息在她那张高椅子上,为这充满着友情的气氛而抽噎。
维尔迪兰先生请斯万允许他点上烟斗(“在这里的都是朋友,不必拘礼”),再请年轻的艺术家坐上琴凳。
“不,不,别麻烦他,他到这里不是来受折磨的,”维尔迪兰夫人高声叫道,“谁要折磨他,我可不答应。”
“可这怎么叫麻烦他呢?”维尔迪兰先生说,“我们发现的那个升f调奏鸣曲,斯万先生也许还没有听过;他可以为我们弹弹那首为钢琴改编的曲子。”
“啊!不,不,别弹我的那首奏鸣曲!”维尔迪兰夫人叫道,“我可不想跟上次那样,哭得得了鼻炎,外带颜面神经痛;谢谢了,我可不想再来一次;你们都是一片好意,可是该卧床一星期的不是你们!”
这样一场小戏,每当钢琴家要演奏时总要演出一番,却总跟首次上演一样,观众都乐于观看,仿佛它说明女主人是何等独出心裁,她对音乐又是何等敏感。聚在她身边的人赶紧招呼在远处吸烟或者打牌的人,让他们往前靠靠,示意就要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还象在国会辩论时的关键时刻中那样,嚷道:“听着,听着!”到了,没有打开你的箱子就让你过去了。
“您说那里的宴会没有多大意思,我相信也是这样;您去参加这样的宴会,真是难能可贵。”维尔迪兰夫人说,在她眼里,共和国总统是个特别可怕的讨厌家伙,因为他手里掌握着诱惑人和强制人的手段,要是她拿来对付她的信徒的话,那是会叫他们退避三舍的,“听说他耳背得厉害,吃饭还用手指头呢。”
“本来嘛,上那儿去,您是不会玩得痛快的,”大夫带着点怜悯说。当他想起一桌只有八个人的时候,又问道:“莫非那是知己朋友间的便酌?”那种热心劲儿与其说是出之于好奇,倒不如说是出之于一个语学家的钻研精神。
然而共和国总统在他心目中的威望最终毕竟还是胜过了斯万的谦虚和维尔迪兰夫人的恶意,戈达尔在每次聚餐的时候总要关切地问道:“咱们今晚能见到斯万先生吗?他跟格雷维先生有私交。我想他就是一个大伙所说的tlea(绅士)吧?”他甚至送给他一张牙科展览会的请帖。
“有了这张请帖,您还可以带别人进去,不过不能带狗。您知道,我所以说这个话,是因为我有几个朋友不知道这个规定,临时添了麻烦。”
至于维尔迪兰先生,他可注意到了斯万有这样强有力的朋友而以前一直没有说起,这一发现在他妻子身上产生了何等不良的印象。
要是没有安排外出活动的话,斯万就到维尔迪兰家中参加这个小圈子的活动,不过他只是到晚上才来,而且尽管奥黛特一直恳求,他也没有答应跟他们在一起吃晚饭。
“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以跟您单独吃饭,”她对他说。
“那维尔迪兰夫人呢?”
“啊,那很简单。我只消跟她说我的衣服还没有做好,我的马车来晚了就行了。总有办法应付的。”
“您真好。”
不过斯万心想,如果让奥黛特知道(他只同意在晚饭后同她见面),他还有比跟她在一起更大的乐趣的话,那么她在他身上不久就更要得寸进尺了。再说,他早已爱上了一个长得鲜艳丰满得象一朵玫

